Eddy 的个人资料读书与生活照片日志列表更多 ![]() | 帮助 |
读书与生活厚德载物,自强不息
|
5月1日 山本裕子女士我是在一次酒会上认识山本女士的,那时她刚从大阪来到这个国家,后来她跟我说了迫使她离开日本的一些变故,希望能够在北美找到一些新的生活。学校的国际部喜欢为新学生联系老学生做向导。但是,志愿的工作并非都是那么热情。山本的向导也是一位忙碌的人,只带她参加了那次酒会,还有几天后喝过一杯咖啡。后来我变成了她的一位向导,虽然我对这个城市也不算非常熟悉。
乡音
山本给我的印象是很传统的日本女性,与之谈话,感觉她似乎总要准备着鞠躬。她并不高大,脸上布满了生活的沧桑,眼睛里有些迷茫,与我谈的第一个话题,大概也是后来最主要的话题,便是文化差异。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只是我无法想象她的孤独感可以到什么的程度,这座城市的日本侨民实在是非常少。我们交换汉字姓名的时候,她主动地为我的名字查找日语读音,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我的“英”在日文里还是个多音字,她说要为我找一个好听的读音。汉字既是我们的也是他们的语言的重要载体,我们后来偶尔也会用汉字交流。
当向导,我做得最多的只是请她到仅有几家日本料理餐店去吃寿司,但是真能碰到日本服务员的也就那么一回。后来,有一次赵教授的家里请来一位日本客人,是东京理工大学的一位学者,我通知了山本一起参加聚会。我至今还为这个事情自觉得意,毕竟山本让那位老先生在与清一色的中国朋友用英文交流、并且要绞尽脑汁地找话题的时候,可以说上几句日本话。每每这样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这个国家有着上百万的华人,想说中国话随时都可以,到处都没问题。无论你有多少融入本地的想法,无论你对自己的外语多么自信,乡音永远是最能打动你的心灵的。
世态
山本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但是现实的生活并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善良而给与她更多的照顾。一位华人房东将她安置在一栋老房屋地下的储物室里,没有暖气,也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但是却缴纳着高昂的房租。这就是她刚到这个国家的遭遇。当然,这种被骗的经历对于任何“新人”都是难免的,我刚来的时候也被骗过,只是没有山本那么糟罢了。在一个办公室、一个公司、一个学校、一个单位……人性似乎总有一种欺凌“新人”的冲动,更何况是一个世态炎凉的社会?这样的欺凌仿佛是对自己过去同样糟糕的经历的一种补偿,就好像主动的关怀可以获得优越感和满足感那样。人性的心理是多么可悲啊,只是我们不愿意去捅破它罢了。我想,山本也是一个坚强的人,她后来将那个黑心的房东告上了法庭。
山本的英语并不是非常出色,这是会让一些人不耐烦。一位本地的学生竟然以这样的理由拒绝与山本同组作业,但他很不小心地把陈述这个要求的电子邮件发到了教授以及全班学员的邮箱,这也包括山本。这真是无比尴尬,不管一次作业如何,这样的事情怎能让人不产生对过去和未来更阴暗的联想? 学生必然是任何社会的弱势,而留学生往往就是弱势中的弱势。我们自孩童时起就知道被人瞧不起就一定要争气, 但除了这个,那些瞧不起别人的人难道不该有一些谅解和关怀吗?这样的想法在刀光剑影中似乎就是痴人说梦。处于强势的人永远充满豪言壮语和苛刻的评断,而由弱变强的人十有八九只会变得比前者更苛刻吧。
挣扎
第二年我又见到了山本,她尝试在美国寻找机会,但日本驻美国的株式会社,全然照搬日本本土的招聘模式。那些要求在求职表格上填写性别、年龄和贴照片的要求在山本看来简直是对女性的侮辱。她认为自己离开日本就是为了逃避男权的社会,可是却又在北美遭遇了。这又何尝不是所有侨民内心的矛盾?任何人天生对于本国文化的概括承受和归属是在面对文化差异的时候总是痛苦万分,一面不能适应,而另一面又无法摆脱,第一代人总是在文化认同中挣扎。
我后来再没有见过山本了。07年夏 3月30日 失眠
07年6月 这是很痛苦的事情。每天最害怕的事情是睡觉,每星期最害怕的事情是周末。每天爬到床上就开始担心了,害怕听到闹钟的秒针跳动的声音,都几点了,怎么还睡不着?害怕从窗帘缝里射进来的光芒,不会又天亮了吧?后来把闹钟停掉,把窗帘遮得不留缝隙,怎么还睡不着?明天要做什么呢?要把那个很长很长的案件读完…..翻译的东西呢?唉……还是自己写一点吧……不知道上次考试怎么样了? 哦,不对,明天是周末,资料馆不开门。要不去喝茶?唉,张老板店都关了,别家也没什么兴趣。要不去河滩?那样还得给自行车打打气?气针放哪儿了?……要不接着看看法语吧?要不还是接着写东西?可是家里要接不上那些数据库吧?……明早可以看球,哦,不行,已经把频道给取消了.......对了,那谁不是让我跟他去打保龄球吗?唉,算了吧,一群小年轻,到时候又是搞到三更半夜,说不定还要去赌场,我还是别搭理他们了…… 天啊,这么晚了? 明天又起不来了,按时起,头会很痛的,总想打开来洗一洗;睡懒觉,不行不行,罪恶深重……怎么这么热啊,冬天什么时候来?休息时间我都在做些什么?最好不要有假日,天天工作, 真巴不得人权中心24小时全天候开放,那我就不用烦了。哦,不是托人从北京带了药吗,赶紧吃一点吧…… 3月27日 粵語-早茶-廣東人(4):張傢樓的故事07年5月 我最讨厌夏天,热得让人心神不宁。想起来好久没去张老板的饭店喝茶了,去看看才发现已经关门。据说门上那张“今日歇业”的告示已经贴了一个多月了。 张老板的饭店我以往总要每个星期去一次,去喝早茶,这是从小就爱做的事情。尤其肠粉,一定要吃,还有很多别的点心。我从不去别家是因为张老板对我很客气,进出都跟我握手。他是一个地道的开平人,在经济困难的时候与他的哥哥一起逃港,辗转到百慕大群岛打工,后来才到了加京谋生,开过好几家饭馆,叫张家楼什么的,最后落在唐人街,起了个很大的商号,叫新长城。张老板的名字叫重光,抗战胜利那年生的。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六十一岁了,但仍是精神矍铄,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笑容可掬。他告诉我那是他年轻时当侍应生养成的,并责怪手下的几个雇员都不大有这种习惯。 张老板说的是佩姨和鸾姨。她们是饭店里跑堂的,再加一个她们叫“姑婆”的老奶奶, 他们都是张老板的同乡。 三个人分工,姑婆一般就负责推车叫卖了------推着装满蒸笼的小车在餐桌中穿行, 喊着几种点心的名字,供客人挑选。张老板也雇过一些小留学生打临工,个个年轻貌美,多少有些害羞,要推小车都得好几个星期才能憋出那些吆喝来,要是客人不问,真巴不得赶紧走完一圈躲进厨房里去。要是有什么做不好,譬如有一回我随口说了家乡话,一个员工没听懂,有点懵了,其他跑堂的就围上来教训她,我真的很不好意思,换成国语也来不及了。 跑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看似简单,实际上很考验一个人的心态啊。 所以,我很敬重姑婆。她跟我说年轻的时候在英国也是做跑堂的,如今儿孙满堂,家里也不错,只是年纪大了闷得慌才到饭店来帮忙。她让我多吃,感觉像我故去的奶奶,所以不管她推荐什么,我都会点下,吃不完打包回去总可以吧。包不起来的,我无论如何也要吃完再走------因为有一回佩姨和鸾姨说漏嘴,原来姑婆会去吃客人剩下的东西,大概是吃苦的日子里留下的习惯吧,我实在过意不去,虽然吃饱了,也只好把一大碗浓粥硬撑着喝下去。 我对那些跑堂的人都很客气,虽然一个人吃不了多少,小费总是给足的。要知道,早茶是一种俗称“旺市不旺财”的经营,客人里像我这样狼吞虎咽的很少,大多是“一盅两件”,老朋友喝茶聊天,有的人可以坐上好几个小时,所有烦恼都不见了,但这花不了多少钱,所以在这个繁华的习俗的背后,店家的利润也不会非常多,分到员工手上就可想而知。店里的人管小费叫“花利”,除了老板就都靠它挣钱了。时间长了,张老板也常给我一些优惠,佩姨和鸾姨也不介意当着我的面把其他客人留下的碎钱直接放进自己的口袋,按照规矩那都应该先交给老板再一起分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店里的人会跟我聊天,张老板经常跟我讲他从帮厨熬到店主的经历,感叹现在的年轻人不够毅力:把一个西餐厅交给一个侄儿打理,没两天就不见人影了; 厨房里雇来一个小年轻,说原来在银行工作过的, 整天人前人后的抱怨,后来自己跑掉了…… 我真不知道做何应对。 有一年的除夕夜我成了他饭店里唯一的客人,他的店也是这个晚上这座城市里唯一还营业的店了。张老板和他的家人也在店里吃饭,我似乎明白了他说的做餐饮很“困身”的道理。 上一辈人,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北美,都是活到老拼到老,为的是让儿女们在异国他乡不用再吃苦,不用再开饭馆,而是可以读书,然后做老板、做医生、做律师,年轻人心高气傲,高谈阔论多了,毅力自然就少了,经常犯的毛病就是总把别人做的事情看得很简单,自己的呢,就无比体面,难上加难,整天通过这个事情可以看清一个人,通过那个现象又可以看清一个世道,事事评头品足,仿佛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金蛋,别人总是欠了自己似的,那样也就看不清自己是个什么货色了吧。 张老板的店关了,他的员工散到其他的店去了,说老板到乡下又开了一个旅馆。祝他赚大钱吧。 5月27日 粤语-早茶-广东人(3):我的祖父难得回家看看,广东总是那么潮湿,每天都闷得慌。祖母去世了,在我的印象中,她总是背很驼,走路也不大方便,但是很勤劳,而且节省,不大认字。祖父则是颇有文化的,49年以前便在一家大工厂当会计,我小时候总是被送到他的老宅子里看管,他下象棋很有一手,所以我总缠着他玩儿。我几乎从没赢过,只有一会趁他从外头回来,气喘吁吁,混乱赢了一把。他不大喜欢我下棋,总叫我读书、算数,或者读孙子兵法、查查康熙字典。总之,他希望我多学文化,少管闲事---尤其是那些党派的宣传和一家之言的历史。 我去看望祖父的时候,他已经衰老得走不动路了,爸妈给他置备的房子在二层,靠着二姑姑家,但是下楼不方便,所以爸爸要请全家吃饭,祖父说下不得去,我说让二姑父掌勺,在家里做一顿。这是老规矩,只是太麻烦,以往在老宅,一要把全家招来,就摆不下桌子了,所以要把别人家也请上,在别人房里弄一桌,分些亲戚过去吃。二姑父是酒店的大厨,我最爱吃他做的饭菜,有时候吃得太凶,会狼狈不堪。老宅外的那条巷子叫明德坊,靠着河边,整片全是20年代老华侨建的西式楼房,那时江门水街叫小广州,蓬江果栏货栏,粤西南洋来的货要到广州,就要打这儿过,好不热闹。后来,都快拆得精光了,只有几幢大的,重新漆了,好保留一些乡土文化。 祖父现在住的地方总可以摆下两大张桌子的,吃饭那天我押了一个大桌面过去。见到我,老人家分外精神,大概是我的点子好,吃家里饭总能人齐嘛,到外头去算账就不那么方便了。祖父让我看族谱,从前几辈开始而已,不厚。那时北京的伯伯告诉我的,祖父原是一个孤儿,黄家我曾祖那支无嗣,到广西把我祖父买了来,我祖母却也是帮黄家开枝散叶,使得这支人丁兴旺。现在我大概懂得:小时翻出祖父许多旧书,有几本写着老名字,我硬要看,后来他全烧了,说是没有用,也不吉利,骂我是“小红卫兵”,爱抄家,完了他教我磨芝麻糊补数,后来我学会了,就整天缠着他开磨。 饭菜好吃啊,尤其是大蘑菇和鹅掌,二姑父说他绝不出国,因为那些掌勺的哥儿们在外国唐人街,都没了说话的份儿,做饭要合着那老外的口味,心里不憋死?我在唐人街吃东西那是领教过的,所以理解。可是打“土改”以来每有运动,黄家都是走人,直到20年前,走得就剩祖父这家了,其余都在美国,如今每次归来,政府总要接待,然后筹些捐款。吃饭还是男女分桌的老习惯,但我从小就被拉到姑姑们那桌,因为大姑姑是个老师,喜欢跟我说学校里的事情,如今多了几个嫂嫂,其中也有老师,所以可说的更多了。想想,我北京的大伯母和叔伯姐姐都是老师啊,将来我也当个教书先生好了。 吃过饭我坐在祖父旁边说话,他让我不要喝太多酒。他总记得“金山客”在外头修铁路,洗衣服,苦虽苦,却没有酒喝,一回来就天天喝个烂醉,反正也带不出去,那头关税太重,还不如在家里当个活神仙。我想起自己每次在欧洲干的那些事情,真是无比惭愧。还有就是不要多吃高丽参,他的一位叔伯兄长好久以前从朝鲜带了回来,吃多了后来人就没了,广东人身子抵不住那大补的药,替人打理药铺的二姑说花旗参更好。最有趣的是祖父对法国女人的印象,好久以前他的一位工友娶了一个满地可的女人做老婆,说法语的,他至今还念念不忘,说法国女人很“架势”。每每说到这,我妈就不懂了,因为现在说“架势”多少是高傲、目中无人的意思,可我爸说那在老话里,那是漂亮光彩的意思啊。其实那个女人说不定还不是法国的,可能是个魁省人吧。 祖父的脚肿得厉害,但还是挪进房间里把这几年的红包给我,房间里头除了祖母的遗物还有一个箱笼,是爸爸年轻时下乡带的,也一直留着。临别还是那句,好好读书。 5月11日 德国日记(5):米拉的蓝眼睛最后一次聚会上,米拉让我把她的全名用汉语写下来作留念,“米洛斯拉娃-奥列科夫娜-拉扎雷诺娃”。她是我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位,长得美丽动人。金黄色的头发,总是梳着苏联女孩特有的那种刘海,一双天蓝色的眼睛显得那么纯洁真诚。 虽然她来得晚,但是很快就跟大家熟悉起来。她不大拘谨,虽然英文不流利,却总很热情。第一次带她去吃午饭的时候,鱼店的老板冲我喊“跟昨天一样吗?”她便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已经是这里的熟客了!”然后是会心的一笑。自此,每天回到办公室,大家人都会收到她的信件,图画或者小礼物,作为早晨的问好。其实很长时间里她都把“同事”一词拼错,不过大家都默不作声,因为这样主动的问候太宝贵了,又何必如此挑剔。情人节的上午,她为每位同事都准备了一件礼品和几句祝福,中午订购了日本寿司,约大家一起享用,实在是暖意融融。其实,她是唯一结了婚的一位,我们怎会不感动? …… 法庭工作气氛平静,见习生相处也还不错,塞维娅和我共用一个大的办公室,这里也成了同事们开小会和喝下午茶的场所,米拉是一位常客。她虽然年轻,却总有许有趣的经历可说,实在说不清,就用身体语言,只要她在,大家都会很愉快。她在乌克兰出生,列宁格勒长大,现在随丈夫定居海牙,她总是提到她的丈夫丹尼尔,眼里透出无限的幸福。丹尼尔长得很英俊,他的父母是奥地利和荷兰人。他常常到汉堡来看望自己的爱人,并约大家上酒馆打牌。比起红灯区,大家更喜欢贵宾楼附近的那个老碉堡,现在改成一个酒吧了。(碉堡外面的那片草地,曾经是纳粹强行聚集犹太人送往集中营的出发地,现在是一个纪念景点,也是一个休闲的地方。)我爱喝酒吧的长岛冰茶,可以让人忘乎所以。这对年轻的夫妇所喜好的德国杏仁糖果(Marzinpan), 意大利红酒(Lambrusco),日本寿司和奥地利扑克牌渐渐也成为其他同事的喜好。 相比之下,米歇尔(Michel Djomeni)比较内向,这位年逾三十的外交官其实从未驻外,倒是颇像一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言谈之中透出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其对国际法下所谓公平与正义的渴望令我感动。当我与他共事之时,他正攻读他的第三个硕士和第二个博士,他的政府、导师、学校和这个法庭,都不知道他到底同时进行着多少事业。他对我如实相告,是因为见习生中,他与我最要好。 …… 德国的城市当中,米拉最喜欢柏林,那也是她的祖父战斗过的地方。一个细雨纷飞的午后,她在犹太人纪念墓群前默立了许久,然后来到苏军纪念碑前顺着岩石爬到那辆坦克车上让我给她拍照,上去下来她都拒绝我的搀扶,就像一位矫健而坚强的红军女战士。那张照片冲洗出来之后,我不禁多看了几眼:米拉穿着黑色的棉袄和绿色的绒裤,站在坦克车上,一双蓝眼睛炯炯有神,还真跟《莫斯科保卫战》里的卓娅有几分神似! 米拉总是觉得,尽管有过战争,与俄国最友好的民族始终并永远是德意志。夜空下的勃兰登堡门最为雄壮,那驾青铜马车见证了德意志这个智慧的民族如何勇敢地面对历史、一次又一次驱散了暴政的阴霾而坚定地走向光荣与强盛。 …… 冬天过去,法务局的见习生大多将要离开了,只有米拉还会继续工作一个月。她跟我说:“下个星期我要带新来的见习生去德意志银行了,就像你带我去那样。”我只能苦笑,毕竟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可爱的米拉心情抑郁,每送走一位同事都要在脸颊上亲吻三下,以示最热烈的感情。她知道我不大习惯这种方式,只一个拥抱,我也踏上了火车...... 德国日记(4):保留、法语与法庭的现实沿着易北河坐车,一路上的古建筑数不胜数,这在新大陆是很难见到的。海洋法庭的选址原为市中心的一幢旧楼,后来决定延请专人设计建造,定在市郊易北河畔一座数百年历史的容克庄园里,围绕一座贵族的别墅落成。法庭大楼以圆柱形审判大厅为中心,两翼向西向南作海浪形状伸展,内外以白色为主调,按照欧洲的说法分为地下层,地上层,一层和二层。法庭内部围廊中空,用高大的白色阶梯和玻璃天桥连接,配合穿过透明房顶射入的阳光,显得庄严恢宏。德国政府把贵族别墅南面宽广的草坪全部划入法庭范围,围栏以内,德国警察就不再拥有管辖权了。法庭外是一个平和的小镇,有许多糕点铺和小餐馆,则是职员午饭的去处。
……
法庭现任庭长是德国著名的法学家、海德堡大学的鲁丁格-沃尔夫伦教授(Rüdiger Wolfrum),他的学生、来自菲律宾的苏珊-苏瓦雷茨女士(Suzette V. Suarez) 是我的主管法务官。所以,我与塞维娅(Silvia Auger)被安排在苏珊隔壁的办公室里,这间办公室比较宽敞,也成了其他见习生经常光临的地方,主要是编写新闻汇总和喝下午茶。
基于许多公知或者不公知的、可以承认或者不大方便承认的因素,当事国向海洋法庭提交案件实在不多。但是,二十一名法官与他们的亲属数量庞大,所以除历任庭长外,法庭并未安排其余法官住在汉堡,而是在庭审和召开年会时支付他们的旅费,再行集中。相比之下,国际法院的十五名法官和家人都常住海牙。
海洋法庭如此现状,在实务界和学界多少有些尴尬,这也成为法务局的敏感之处。在一次案例分析中,我强调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海洋法公约成员国家都先后保留了的强制程序条款(这些无效的保留往往是国际司法管辖的硬伤)。苏珊的反应令我多少有些吃惊,她两眼瞪圆,挥手向天,坚定陈述此类保留的无效,说到即使这些当事国不出庭,庭审之进行与判决之拘束仍不受妨害,俨然一副缺席审判的威严。这种简单的道理,我岂会不知?只是她的说法真要执行起来必定困难重重,至今也未有先例。然而,法庭迄今所理纷争,除极个别,均为强制程序案件,成员国保留这些条款,虽然保留无效,试问法务局作何感想?最后她让我写一个批驳的短文,她愿作评语。
......
米歇尔的母语是法语,这是法庭的官方语言之一,但是日常工作中,法庭职员的交谈行文通用英语。一些职员甚至法官都不懂法语,苏珊就是其中一位,她毫不犹豫地对我说,英语在海洋法庭是统治性的(dominant)。法务局官长萨瓦多戈教授(Louis Savadogo)常在上班的路上,跟我严肃地谈论法语的地位问题。他自己是布基纳法索人,深感法语国家相比英语世界,显得人口稀少;而且法文语法深奥,不如英文相对简明易学。最后,他总会无奈地承认现今联合国内多数文件都是以英语作原文编写。事实上,非洲法语国家对于法语地位进行维护的意愿似乎比法国更加强烈,另一处则是加拿大的魁北克省。
米歇尔对此自然是同感。我尝试与他用法语交流,或者故意向他请教法语文化,翻译专有词汇,或者有意谈论法国政治,或者只要跟法文扯点关系,都让他非常高兴。这些其实都是我在加拿大生活所学到的迎合francophones (说法语者)的办法。Francophones对外国人学习他们的语言,总是很挑剔,一句话说不好,当场更正起来迅速而不留情面。米歇尔对我也不例外,所以我渐渐也不勉强了;他在一段时间里喜欢利用下午茶教塞维娅法语,但是姿态多少有些自负,而且丝毫不愿多做解释,后来她也不再有兴趣了。
正如麦克雷教授后来告诉我,不仅海洋法庭而且在整个联合国的框架下,英语愈来愈占有优势,而法文地位已大不如前,日渐式微,这是实务界和学界心知肚明的事情。回想巴黎和会之前,法语作为全球唯一外交用语;即使在国联岁月和联合国早期,仍旧是最为重要的官方语言,难免让人作沧海桑田的感慨。每每遇到francophones愤懑不平,我就作如下应对:法语实为万国语言中最严谨者,联合国所有文件必以法文备案,以免被他人作文字游戏而恣意曲解,真是最重要的语言。
......
在法庭最为兴奋的事情是比及年会(annunal session)召开,法官云集,我等晚辈得以谒见。格林纳达的尼尔森法官(Dolliver Nelson)见面即问我在加国是否师从麦克雷教授,他们曾在纽约秘书处过往甚密,并嘱我带回问候。但年会期间,工作的繁重是超乎个人的承受能力的,苏珊累得嘴唇发白,让我时常给她准备一些甜食以代替午餐。看到每次送去的甜点她都会全部吃完,我真希望自己能给她更多的协助,但碍于保密协议,我不能进入合议厅(deliberation room), 除了一些文案工作,也不能做太多。后来她病倒了。
年会结束,我与法庭秘书处次长金斗泳先生也渐熟悉,他在韩国外交界与学界,名声虽然不比潘基文秘书长或是朴椿皓法官,亦为权威之一。他请我共进午餐,前后数小时,细谈中日韩朝四国之历史与文化变迁,中国之于世界的责任以及亚洲法学院开设国际司法课程的必要。他最喜欢在谈话中使用“然后”(and then)一词,似乎他的思维不停向前滚动但又非常缜密。
...... 4月2日 德国日记(3):再见,萨曼塔2月底还是比较冷的,可是萨曼塔还是一如既往的冒失,害得我在“柏林”的站牌前吹了半个多小时的冷风,还有一个乞丐不停地问我要钱。后来她从远处冲了过来,太概是在冰岛太久不见阳光,她临时改道丹麦去晒太阳。我接过她的行李,很重,“你装了石头啊?”“都是书啦。”原来她正在翻译古冰岛的法律,即便旅途中也不松懈。我们走进了灯火辉煌的中央车站。 在火车上有很多话说:安吉尔小姐在英国政府工作了,但是她的口音让当地人不大喜欢。为了爱情她的牺牲很大,可幸的是她的丈夫戒了大麻,还找到了一份收入不错的职业。那时萨曼塔坚持亲自到伦敦给她当伴娘,可是哈德却因为不满她为了一个瘾君子远嫁英伦,跟她决裂了。如今,哈德也没有再跟任何人联系了,她的父母不知道她在哪里,想来一年前她还总开车带我们到魁北克去郊游。 我们说得误了车站,折回头已经是半夜,要不是一对夫妇提醒,怕是要坐到郊区去了。萨曼塔的旅馆在兰登桥码头的一座小山上,我把她安顿好,走出来发现那里原是一个炮台,后面有一座巨大的俾斯麦石像,这位铁血宰相一百多年来默默地注视着易北河上无数的桅杆,河畔高耸的钟楼,这是他亲手联合的国度。啊,德意志,啊,欧罗巴。
鱼市 第二天清晨我冒着雨来到旅馆,萨曼塔正在跟一个陌生的乐队合唱,后来我才知道她在冰岛的酒馆已是小有名气的歌手。我们跑到河边的鱼市,每个礼拜天早上五点钟就是成墟了,那些买卖的习惯都有上百年的历史。果摊的主人会在大卡车上吆喝,不停地往篮子里面塞水果和蔬菜,一大篮东西不到二十马克,便宜得让人难以置信。而且只要没人出价,主人就会继续填塞,聪明的顾客自然会等到填满的时候才出手,我们就弄了一篮,别人有的拿不动,就把果菜也送给我们了。这么多的东西竟然还抵不上一张游河木船的船票,生活有时就是这么奇特。据说要是周末在贺皮尔通宵狂欢之后丢了东西,第二天在鱼市都能买回来,然后再到教堂好好祷告。 我们坐的木船经过哈芬港的时候雨下的特别大,船东把帆布张开,把船开到老拍卖场,我们就下去了。老拍卖场早就变成了巨大的酒馆,沿着铁梯往上爬,越高就越贵,所以我们就挤到底层的横椅上,只要不吃不喝,就不花钱。问题是怎么可能不吃不喝?这么便宜的啤酒,即便在早上十点钟,要不先喝个大醉是不会有心思去教堂的,而且中间空旷的地方还有火爆的演出。隔壁葡萄牙餐馆的大蒜面包和鱼虾米饭,正在等着我们……
计划 我把贵宾楼的房间借给萨曼塔工作。古冰岛语据说跟德语很像,反正我不懂,但是她翻译过来的法律还是很有特色的,譬如,掷石头为罪,但盲人掷石头不为过,盲人仍不应掷石头。古冰岛的法律下涉外的责任还区分维京国家与拉丁国家的主体,相当有深度了。不过他们好像有动不动就把人家的头砍下来的习惯…… 她很惊讶我的房间有人来打扫,床铺也有人整理。当我告诉她法院里还有专门的人清洗下午茶的用具的时候,她感到很惊讶,觉得联合国待遇优厚。我深知,凭她的能力与勤奋,若要攻读法科商科,必能以最优异的成绩结业,可是她对此从不感兴趣,研究院连发三封公费邀请信,她也不为所动。高山,大海,宗教,文化,对她更有吸引力。珍重友谊,追求爱情,对一切似乎都没有戒心。身背一个睡袋,她就能游遍整个西欧。这样的精神换来一片海阔天空,她告诉我夏天过后会到西班牙徒步旅行,思考下一步的计划,大概会是去远东学习佛教吧。 很快就跟她说再见了,又是半夜,又是大雨,我把她送上去东德的火车,她会继续追寻和探索……祝她好运。 |
||||
|
|